【阿拉丁观察】将“碳中和”理念纳入投资框架
发布日期:
2021-04-0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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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拉丁观点:对中国的资产管理人来说,遵循“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”已经成为金融与投资界的“通行理念”之一。在具体的投资中,尽管遵循碳中和原则在短期可能带来成本上升、中期高度依赖技术上的突破、规则的升级等,但考虑其平衡了短期成本和长线潜在回报,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一定会降低投资潜在回报。同时,全球走向碳中和使得拥有不同资源禀赋、处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市场面临的机遇和风险存在差异,因此需要专业机构对投资进行行业研究、风险管控以获得投资收益。


我国“碳中和”政策顶层设计确立,将成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。2020年12月12日,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的致辞中宣布,到2030年,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%以上,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%左右,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,风电、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。习近平表示,“中国历来重信守诺,将以‘新发展’理念为引领,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,脚踏实地落实上述目标,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多贡献。”根据总体规划,未来我国要把节约能源资源放在首位;要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;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;要加强风险识别和管控。在这一目标下,各部位、行业和公司密集发声,预计“碳中和”将成为未来经济转型和社会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。


“碳中和”政策对未来金融市场发展影响深远。从规模上看,根据估算,未来3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所需的绿色低碳投资规模应该在百万亿元以上,也可能达到数百万亿元。海外机构估计,到2060年,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16万亿美元(按照6.5汇率计算约为104万亿元)。另外,按照5%的GDP年化增幅估计,未来我国在“碳中和”方面的基建投资约14万亿元。从研究范式上,碳中和将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传统的总量和多资产分析框架。


“碳中和”对资产预期回报水平和结构性影响尚未被充分计入资产价格。从长期资产回报预期水平看,由于“碳中和”目标是涵盖经济的综合社会目标,可能将对整体权益市场回报率产生阶段性的负面影响,但更为重要的是,“碳中和”将在多资产比价和股票、债券、商品等市场内部产生结构性影响。从当前研究看,这种影响的幅度在年回报-3至3个百分点不等。


“碳中和“对于金融领域的影响


全球“碳中和”政策对未来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影响深远。根据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、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,以及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等机构的估计,未来3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所需的绿色低碳投资规模应该在百万亿元以上,甚至可能达到数百万亿元。海外研究方面,高盛研究报告称,到2060年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16万亿美元(按照6.5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计算约为104万亿元)。根据贝莱德的估计,我国未来20年的“碳中和”相关的基建投资将对GDP产生累计8%左右的影响。按照5%的GDP年化增幅估计,未来我国“碳中和”相关基建投资约14万亿元。


从长期资产回报预期水平看,由于“碳中和”目标是涵盖经济社会的综合目标,可能将对整体权益市场回报率产生阶段性的抑制。但是,更为重要的是,随着“碳中和”概念被全球市场的认同和基石投资机构采用,未来资本资产的定价方式、驱动范式可能将发生转换,未来多资产的比价逻辑,股票、债券、商品等市场内部结构都非常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。例如,研究显示,“碳中和”可能会对不同行业的股票产生-3至3个百分点的年回报影响。


全球资产配置机构在“碳中和”方面的进展


出于对长期资金要求、可持续发展等因素的考虑,全球资产配置机构纷纷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框架,并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开展ESG投资实践,助力实现碳中和。以挪威主权基金(GPFG)、加拿大养老基金(CPPIB)、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(GIC)等机构为例,我们发现配置资金均在“碳中和”方面做出了较为充分和实质的布局。GPFG高度重视负责任投资,设置烟草、污染排放、人权等方面禁投名单;CPPIB高度重视气候变化,并将其上升为公司战略;GIC将可持续发展因子融入投资框架,更加重视公司治理。


综合看,能源是低碳转型的关键环节,国际大型资产配置机构在权益资产中均配置可再生能源的投资,以符合大的可持续投资宗旨。大部分机构采用合意脱碳目标,构建一套内部考核指标和方法论,计算并监测投资组合的碳排放量,披露碳足迹,降低投资组合整体碳排放。小部分机构,如GPFG在脱碳考核指标以及方法论方面尚无具体实践。各大机构均直接督促被投资企业执行可持续政策,将气候相关风险与可持续发展责任内化,直接参与包括对话沟通、行使股东权利等。


来源:国泰君安证券研究